SixthTone（第六声）此前举办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以“世代”为主题向全球写作者征稿，最终12篇稿件从来自全球22个国家的近篇投稿中脱颖而出，获得奖项。获奖作者中有穿梭于中美之间的华裔移民、居住在上海弄堂的意大利撰稿人、热衷观察世界的中国学生……他们以扣人心弦的笔触写下历史潮流下的个体命运、对家庭传承的复杂情感、国际交流中的碰撞和收获，展现出当代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结的多元样貌。
（本文获第六声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一等奖）
本文图片来自于许鞍华电影《投奔怒海》
作者：段文昕
英文翻译：WangJiyuan
一
坐在隔离酒店的床上，电视播放综艺节目的背景音，欢笑吵闹，永兰俯下身去，按了按自己的小腿肚，尽管已经出狱一个月，腿上仍然有镣铐的印记，她试着拍一张照，觉得很丑，又将照片删掉。
她记得那天判决完毕，走出新加坡法院，狱警将镣铐扣在自己的手脚上，沉重的铁环让她往下坠，就像电视上看过的情节。恐惧和忧伤涌出眼眶，这是她决定自首以来，第一次没有忍住，哭了。
判决书上，永兰的罪名是逾期逗留。年，永兰花一万中介费，办理了新加坡的旅游签证。抵达新加坡，她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的期限：不回国，一直工作到被警察抓住的那天。一开始，她住在福州老乡的群租房里，屋内最多时挤过二十个人，大多和她一样，是没有身份的黑户。
永兰的家乡福清——一个临近低矮青山和内海的小镇，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掀起出国打工潮。因受教育程度有限，又不甘于县城低廉的薪水，不少人选择用偷渡、假结婚、换人头（指借用别人的护照）等非法方式出国，他们将华人超市开进阿根廷，把按摩店扩张至唐人街，足迹遍布日本、韩国、英国和美国。
与永兰同屋的福建男人，一赚到钱便爱去喝酒，就像她曾经的丈夫。半夜回来，酒瓶砸在地上，哐哐作响。玻璃碎渣令永兰恐慌，她听到邻居报警了，于是赶紧收拾东西，赶在警察来之前离开。她按照过来人的经验，把别人的工作准证复印，再贴上自己的照片，试着去租本地人放出的房子。房东不放心，核实出身份是假的，永兰再次搬了出来。如此折腾三四趟，后来，她认识了一个胆大且缺钱的马来西亚人，他的女朋友和永兰是同乡，大家互不说破，便住下了。
因为没有工作准证，永兰选择做钟点工，不用查验证件，用手机沟通，现金结算，工资可观，危险更小。十三年来，永兰的日程几乎没有变化。她一周做十户人家，清晨六点起床，八点抵达雇主家开始工作，午饭是打包的三新币的海南鸡饭，她常坐在楼道间，在十五分钟内匆忙吃完，才能在下午一点准时到达另一户人家。
永兰的第一任雇主是一对中国夫妇，在新加坡从事科技工作，待人和善。他们的儿子也在新加坡长大、成家，待儿媳怀孕后，永兰便转到他们的新家，继续旧日的工作。
为了不暴露黑户的身份，大多时候，她会说自己是陪读妈妈或单亲妈妈，辛苦劳动是为了孩子的学费。到了年轻女孩家，永兰就强调自己是随丈夫来的，男人在身边。她称之为“善意的谎言”，说多了便习惯，但有时也容易混淆，有一回，她忘了自己是单亲妈妈还是陪读，在雇主前说错了话，回去后，她告诫同伴，谎话不要编太多，认准一个就好。雇主常常会被她们骗倒，直至警察打电话来通知，他们才恍惚地问：“谎言讲得那么美，怎么会是假的？”
新加坡的热浪如海，缠绕不绝，人同被单一样晒着。从三十岁迈进四十岁，永兰发现自己变得更怕热，尤其在扫厕所时，白净的瓷砖映出她被汗打湿的影子，像云投下的阴影。朋友笑永兰笨，为什么不开电扇，一直对着马桶吹。她连说不行，这是在别人家干活，开电扇不就成了享受。到了春节，永兰还会把女儿寄来的家乡特产——鱼丸和紫菜送给雇主，再给小孩塞一封红包。
找她的人渐渐多起来。永兰曾给一户印尼人家做清洁，只去一次就拒绝了。她走进厨房，看见墙壁上粘附厚重的油污——他们爱炸东西的痕迹，气味很重，永兰擦起来太累。在新加坡的中国人，有许多繁琐的讲究，雇主警告她：小心家里的地板，是大理石的；别摸柜子上的包包，很名贵的。永兰的手连忙停在空中，心里默念一句：“去你的”。有一回，她在熨衣服时烫出一个洞，女主人拉住她，说衣服是在香港买的，真丝材质，得赔两百新币。永兰上门，每回只收一百，她干脆搭上这次工钱，再也不来了。她很怀念在新加坡当老师的英国夫妻，总和她保留礼貌、合适的距离。每当工作开始，夫妇二人就会把孩子带到室外骑脚踏车，到结束时间再回来。有需要叮嘱的，他们便写张英文纸条放在柜台，永兰半蒙半猜，实在看不懂的，就带回去让男友杰哥翻译。
永兰和杰哥是在一场卡拉OK上认识的，刚到新加坡，女伴把认识的朋友叫出来一块玩。摇晃的彩灯下，男男女女，永兰显得比较沉默。第二天，她接到了杰哥的电话。杰哥是新加坡本地人，比永兰大12岁，他的妻子早年过世，留下两个女儿。杰哥有一家汽车修理厂，雇了一位马来西亚工人。杰哥在电话那头，问道：“我要养你，可以吗？”她愣了一下。
永兰知道身边两个女伴，都找了本地人作男朋友，这也是她们的生活支柱。她们备着两个手机，可以不留痕迹地和多个男人保持联系。曾经留学新加坡的女作家九丹，在小说《乌鸦》中写过被新加坡人称作“小龙女”的中国女人，她们的天地在夜总会、酒店、床单和浴室内。来钱快，也更容易被警察觉察。
二永兰同意了两人搭伙过日子的请求，杰哥又问她需要多少钱，永兰算过国内家人的开销，提出要五千人民币。听到后，女伴笑她笨，说没有人像永兰这样，“一棵树上吊死”，来新加坡还过安稳日子，直至年末，新冠肺炎席卷，大家又羡慕起她的安稳。
医院、打疫苗，领口罩，她们的生存空间在不断收紧。永兰一边做工，一边学习打完疫苗之后的感受，并尽可能讲得真实细致。“打完没什么反应”，她这样对雇主说，“就是有点犯困”。
一条短信在她们间流传，那是有工作准证的人的疫苗记录，上面具体有接种的时间、地点，种类，她们保存好，将姓名换成自己的，展示给雇主看。永兰还会把紧缺的口罩送给雇主，以表示自己也能从政府处领到。
年的早春，因为房东欠债卖房，永兰不得不搬离居住了十年的屋子。生活好像自那一日开始滑坡，变得剧烈而危险。
四月，新加坡颁布封城令，人们进入公共场合需要追踪码。商店、菜市场、百货公司门前立着保安和检测仪器，永兰无法进去。两个月来，她的餐桌上几乎没有荤菜，只有吃素，以及杂货店里卖的干粮、马铃薯、地瓜。她偶尔会去杰哥家住，让杰哥多买一些食物，顺便给独居的朋友送去。
街上巡逻的警察更多了，她将习惯的夜跑改成一周一次，晚上几乎不出门。
唯一不变的是做工，将口罩系紧，永兰仍旧是一家一户地跑。没想到连公寓也开始检查证件。她索性坐在门外边，看见推儿童车的人家开门，趁机跑进去。进入家中，永兰和雇主抱怨几句：“今天又查我，好严格啊。”
杰哥的小女儿是护士，偶尔会回杰哥家住。年9月29日晚上，永兰做了三菜一汤，三人围坐着吃饭，永兰发现杰哥的女儿有些咳嗽。睡前，她敲开杰哥女儿的房门，提醒她注意身体，还递去一杯热水，就像往常平淡的夜晚。
次日清晨4点，杰哥的女儿打来电话，说自己确诊了，按新加坡的政策，永兰和杰哥需要居家隔离。
家，这个词对永兰而言很模糊。永兰考虑了四小时，觉得无处可去，决定要自首。同时，她清晰地感到，无论是回去还是留下，自己都会后悔。
假如，永兰想过许多可能。假如她在杰哥家隔离，即医院治疗。假如她去移民厅自首，或许有接种疫苗的机会。疫情爆发以来，白天的警力也在加强，她们建的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