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和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界存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入，知识和技术的不断积累，首先人类活动深刻影响着生物圈，而生物圈的一系列改变，又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类的智慧与技术发展;再者从社会发展来看，人类数百万年间，从直立行走、石器使用到火的使用从狩猎时代经历了畜牧和农耕时代、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直发展到现代社会。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与改造。人类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对食物和药物的认识和区别自然存在着一种模糊的状态。到了氏族社会与奴隶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实践，这种区别变得愈来愈清晰。我们的祖先也正是在长期与饥饿、疾病、猛兽偷袭及自然灾害抗争的生活实践中，不断更新食物品种，发现和积累食物的充饥、营养与治疗作用并将之代代相传。
一、上古时期
为了繁衍、生存，人类需要食物以维持身体正常需求。上古时代先民们过着“茹毛饮血，饥则取之，饱则弃之”的原始生活，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各种自然灾害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时多疾病毒伤之害”。而后，火的发现和使用使得人类由生食进人到熟食阶段，营养状况及健康情况得到了改善。陆贾《新语·道基第一》描述:“民以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可见神农使远古时期的中华民族由茹毛饮血的狩猎时代进人食草为主的农耕时代。《淮南子·修务训》也有记载:“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之宜，燥湿肥饶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此其尝百草为别民可食者，而非定医药也。”由此可见，神农时期药与食是不分的，还没有明确的界限，无毒者可就，有毒者当避。
二、夏商周时期
夏朝时，人类的生活水平还处于非常低的层次，即使帝王尧的饮食也以“粝梁之食”(粗粮)“藜藿之羹”(野菜)为主。而在夏朝时期人们还学会通过稻、菽、粟等作物来酿制酒浆，如后世《吕氏春秋》中就有“仪狄作酒”的记载。相传仪狄曾作酒献给夏禹品尝以健体。
商朝伊尹善调五味，教民五味调和，创中华割烹之术，开后世饮食之河，在中国食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中国烹饪界尊为“烹调之圣”“烹饪始祖”和“厨圣”。伊尹烹制的“紫苏鱼片”，可能是我国最早应用中药紫苏来制作的药膳。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中载:“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汤液的炮制与食物的烹饪过程相似，用药物煎汤、去其渣，取药汁而成汤液，文、武火之间将人们所需的成分从食物中移入汤液。殷商时期彭祖研制了“雉羹”(见《楚辞·天问》)，被后世公认为最早的复合汤羹(是由豆叶、碎米粉、鸡肉、茭白配餐、进行煮熬成汤羹的食物)。
周朝分为西周、东周、春秋与战国时期。西周在前朝基础上，建立了国家级的医疗体系，朝廷设“三公”“九卿”制，并且设专职的膳夫和食医，这为“药食同源”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周礼·天官》中对官职进行精细的划分，医生被分为四等，分别是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其中食医地位最高，居于疾医之上。“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疾医主张用“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疾医”，孙诒让在《周礼正义》注曰:“若今之内科医也。”可见作为五味、五谷的食物和药物一样发挥着治疗作用。这一时期食药的界限是模糊的。周朝“食医”分工的出现促进了“食治”“药膳”的出现和发展。当时已将食治提升到很高的地位，并逐渐成为专业，食疗养生是当时的首选治疗方案。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医药书籍众多，相传成书均为战国以前，其中与“药食同源”理论相关的帛书有《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等。书中所载养生方法多数可“以食治之”，或“以食养之”《黄帝内经》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最重要的医学著作，也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它不仅奠定了我国医学的理论基础，还奠定了“药食同源”理论的发展基础。其虽未设专篇以论食疗，但散在各个篇章里的食疗理论已经较为具体和全面，对于药、食的配伍，对五脏的影响及作用等多方面均有论述，不仅包括饮食有节、五味与人体的关系、饮食宜忌饮食调养等理论，而且记录了相当数量的食疗方剂，其中提出的“药以祛之、食以随之”“饮食自倍，肠胃乃伤”“人以五谷为本”等观点，至今仍是食疗养生的准则。
“药食同源”理论在夏商周时期一步步走向成熟，从仅以充饥为目的的饮食到以保健养生为目的的饮食;从单用食物以滋养的“食养”到药食结合的“药膳”;从仅从后世著作中提及只言片语到自主传承下来的养生经典，无不反映“药食同源”理论的重要与珍贵。
三、秦汉时期
此时期由于时局动荡，社会发展缓慢，药食同源理论的发展虽没有重大进步，但思想上的百花齐放，为药食同源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汉末期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其中详载种药，并按药物功效分成上、中、下三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药食两用的特点，是人们生产生活中常见的食物，如生姜、莲子、大枣等。
同时期的张仲景不但被后人尊为医圣，而且堪称饮食疗法的先驱。所著《伤寒杂病论》自宋代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而流传于世。纵观全书，张仲景虽未刻意论述饮食疗法在伤寒杂病治疗中的重要意义，然而运用食物保健强身、助药治病的方法在书中却随处可见，归纳其要点分别为:奠定理论、巧用糜粥、食药同用、姜枣并行、以酒助药、讲究用水、专论食禁、广用食物、以食救急、忌宜饮食，可见张仲景的食疗意识在其行医生涯中早已根深蒂固。此书是继《神农本草经》和《素问》之后，阐述食物气味、属性、归经、功能与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的统一及其利弊等最为全面的一部古籍。张仲景在书中不仅继承了前两部著作的理论，而且结合个人临床经验，寓药于食，以食疗疾，被后世推崇为饮食疗法的奠基人。书中所列方剂被后人称之为“经方”，目前有许多相关的现代药理研究及临床应用研究报道，其中不乏食疗例证。
四、晋朝时期
晋朝时期人们非常重视“食养”之道，如宫廷兴食一种以大枣、胡桃仁为馅的药膳酵面蒸饼。此时期代表论著有东晋时期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书中虽没有明确提及“药食同源”理论，但它和大多数医籍一样都离不开“防微杜渐”“未病先防”的养生思想，均为“药食同源”理论的深人人心做了铺垫。该书涉及大量有关药膳食疗的方剂，使得药物、食物与治疗疾病有机结合，帮助患者对药物不再望而生畏，其所介绍的有关风寒、风热、水肿、风湿痹证、脾胃虚弱等方面的食疗方剂均为后人对药膳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肘后备急方》所用药食同源药物有43种其中甘草、豆豉、杏仁、生姜、茯苓等药物应用范围最为广泛，药食同源药物在治疗疾病“中伤寒时气”使用品种数最多。另外，此时期雷敦的《雷公炮炙论》、虞惊的《食珍录》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陶隐居集》《集金丹黄白方》刘休的《食方》崔浩的《食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著作均涉及养生的理论，其中南北朝时期陶弘景所著的《本草经集注》是继《神农本草经》之后本草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本草经集注》共载药种，陶弘景在整理注释经传抄错简的《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结合汉魏以来名医的用药经验，对药物的特点进行更为详尽的论述，具体到五脏补益与治疗。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是食疗史上较为重要的一本著作，它首次对药和食的辩证关系进行论述，提出“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并以粳米为例进行说明:“脾病宜食粳米，即其药也;用充饥虚，即为食也。”充分反映出“药食同源”的思想。隋朝太医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中详细阐述了“养生方导引法”和“养生方”、继承和发扬了《黄帝内经》的“药食同源”思想，把食疗、食治的措施落实到日常生活中。
五、唐宋时期
唐朝为我国封建社会的顶点，在经济、文化、外交、政治等方面的成就均达到了巅峰，是我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也是当时世界的强国之一。而到了宋朝，虽然政治、经济、外交有所下滑，但文化却到了另一个高度，是一个文化的盛世，特别是医药保健论著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唐早期有苏敬等编撰的《新修本草》，陈藏器所著的《本草拾遗》，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为重量级巨著。
《备急千金要方》在食疗、食养、药膳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的第26卷《备急千金要方·食治》中记载了诸多食疗方剂，是我国医学古籍中最早的饮食疗法专篇。它的内容标志着中医食疗从理论到应用趋于系统和完善，为临床中运用饮食疗法防病治病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对中医营养食疗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孙思邈是“以食疗疾”学说的倡导者，他强调“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指出“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并提出了“五脏所和法”“五脏不可食忌法”“五脏所宜食法”“五味动病法”“五味所配法”“五脏病五味对治法”等一系列饮食调养理论，针对四时气候的变化调整五味所宜。孙思邈度百岁乃去，正是他灵活运用这些方面的理论及与其自身实践相结合的效果。
孟诜的《食疗本草》是我国古代“药食同源”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它内容广泛，所载常用食药对其功能主治、食法、禁忌甚至保健作用等都有详细描述。书中记载的药食两用物品已达种，而且不少为唐代初期本草典籍失载之物，如荞麦、绿豆、菠菜、白苣、胡荽、鲈鱼、鳜鱼、石首鱼等。书中提出饮食服药应因人、因时、因地而制宜，即所谓的“三因制宜”，对后世食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药食同源”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孟诜也被誉为食疗学的鼻祖。
陈仕良的《食性本草》郑樵所著《食鉴》陈直所著的首部老年养生书《养老奉亲书》娄居中所著的《食治通说》、蒲虔贯的《保生要录》都对药膳食疗起到传承与引领作用。其中《保生要录》的作者蒲虔贯根据五味能人五脏，五脏同时旺于四时，以及五行相生相克理论，首次提出了四时的饮食五味要求:“四时无多食所旺并所制之味，皆能伤所旺之脏也。宜食相生之味助其旺气。”对于饮食的寒热，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凡食太热则伤骨，太冷则伤筋。虽热不得灼唇，虽冷不可冻齿。”认为“旺盛不伤，旺气增益，饮食合度，寒温得宜，则诸疾不生，遐龄自永矣”，这在食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宋徽宗下旨编写的《圣济总录》中记载了个食疗保健方，适用于29种病证，其尤为突出的是在药膳的制作方法和类型方面有创新，不仅有饼、羹、粥，还有面、散、酒、汁、饮、煎等的烹制方法的记载。王焘的《外台秘要》王怀隐的《太平圣惠方》及《诸病源候论》、孟钺的《东京梦华录》也通过自己的方式在诠释着“药食同源”。
该时期已经出现了一定量的药膳方，但制作还较为简单，依旧以食养、食疗为主。但不能否认，本时期的著作对“药食同源”理论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六、元明清时期
元朝是以蒙古民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朝代，他们在辽、西夏、金等基础上融入了蒙医，大量蒙医思想的进入加速了中医学理论的创新。与此同时，药膳文化也在其中大放光彩，如元朝饮膳太医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作为现存最早的营养学专书，虽在中医药理论上有所不足，但总结了古人养生的经验及烹饪的技术，提出食养、食疗须以“春食麦”“夏食绿”“秋食麻”“冬食栗”四时为宜的理论，并根据元朝皇帝食疗的需求精心设计了“生地黄鸡”“木瓜汤”“良姜粥”“山药面”“渴忒饼儿”“葛根羹”“姜黄腱子”“五味子汤”等药膳方剂，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各种食疗菜谱的功效、配方、制作、服食方法，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可谓是药膳学的百科全书。书中收录各类食物种，其中还包括许多少数民族的习用食品，如必思答、八担杏等。元代医学家朱震亨著有《丹溪心法》《格致余论》《金匮钩玄》《医学发明》《局方发挥》等。其研发的“参麦团鱼”“沙参麦冬炖猪肘”“玉竹心子”均属于典型的滋阴药膳方。元代养生家贾铭所著《饮食须知》，是第一部从饮食致病的角度，探讨所收录的每种饮品和食物的味性与食用方法，以及食物间搭配的相反相忌，特别指出它们对人体健康的损益影响及与疾病发生的关系对人们选择和调配食物的品种，有效地避免因食致病及益寿养生提供了借鉴。
明朝是继唐宋之后又一文化盛世，此时期名医药家们留下大批的著作，如卢和的《食物本草》、宁原的《食鉴本草》及《养生食忌·养生导引法》均有多个版本行于当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最为璀璨的明珠，其中包含了诸多养生保健内容。
他以中医五行学说为核心，以“五味”发挥五行学说，被认为是集前朝养、疗本草之大成，是前人的“药食同源”理论和实践的总结，并在该基础上衍生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有力地证实了中医“药食同源”理论。《本草纲目》中记载的食疗内容相当丰富，所载食物种，每种再细分为果实、肉、根等各可食部位，则共计味，分散记载于书中各部。李时珍十分推崇药粥,《本草纲目》中载药粥53种，“每日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妙诀也”“粥料最好是粳米，其性甘平，健脾胃、培中气”。。这一时期，药食同源理论已基本发展成熟。人们在进一步完善的同时，开始利用药食同源理论创造和改进各种药膳方。明代杰出医学家张介宾著有《类经》《景岳全书》等，其中《景岳全书》中养生的思想为“治形保精”与“滋养阳气”为主，既指明了精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又指出了节欲保精的必要性。他创制的诸多补精血的方剂，皆重用熟地黄、山茱萸、枸杞、山药等具有补益精血、滋养真阴、培固本元作用的食材，对于年老体虚之人尤其适宜。他创制的“天麻鱼头”“人参生脉鸡汤”“附片羊肉汤”“归芪鸡汤”等都是著名的食疗方，至今仍在使用。明代还有鲍山的《野菜博录》姚可成的《救荒野谱补遗》王磐的《野草谱》、屠本峻的《野菜笺》、周履靖的《茹草编》、孟伯山的《养生要括》、吴椽的《食品集》等著作，这些书对药食同源理论的发展均有指导价值。明成祖朱棣的《救荒本草》《普济方》中养生部分即为整理明以前“药食同源”理论，《救荒本草》共记载野生可食植物种，其中种为以往本草典籍未载之物，每种食物下有救饥和治病两种用途，为开辟药食资源做出极大贡献。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宫廷御膳多为药膳或营养之品，尤其是慈禧太后更为注重养生和药膳、食疗。清朝中医药与养生的文献史料极多，与“药食同源”理论相关的主要著作有:尤乘的《食治秘方》、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龙柏的《脉药联珠药性食物考》、文晟的《食物常用药物》及《本草饮食谱》、何克谏的《增补食物本草备考》、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章穆的《调疾饮食辨》、袁枚的《随园食单》、费伯雄的《食鉴本草》《本草饮食谱》《食养疗法》、顾仲的《养小录》、李调元父子与李化楠合著的《醒园录》。其中龙柏的《脉药联珠药性食物考》首次以脉区分药物，以脉的浮、沉、迟、数为纲，先言脉理，因脉言症，因症施药，再对药食之性味、归经、主治、功能一一分考，对于临床施膳有重要指导意义。而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对每类食材多先解释名称，后阐述其功效、性味、宜忌、单方效方甚至是详细制法，同时比较产地优劣。
元明清时期“药食同源”理论已经成熟，人们可以方便地配伍出经典的药膳方，因而此时期成熟的药膳方大量出现，且品种丰富、剂型繁多，为以后挖掘食疗药膳方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七、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引入，“药食同源”理论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大多著作融人了西医学及营养学的知识，对药食两用物品的认识更加深入，使食疗理论更加丰富和科学。这一时期的中药科普著作大部分以食疗命名，或许是基于食物同样具有药用价值与治疗作用，但更符合人们“厌药喜食”的习惯，易被读者接受，便于推广。如张若霞的《食物疗病新书》杨志一与沈仲圭合编的《食物疗病常识》程国树的《伤寒食养疗法》、丁福保的《食物疗病法》、上官语尘的《食物常识》朱仁康的《家庭食物疗法》秦伯未的《饮食指南》、陆观豹的《食用本草》等，均对中医食养、食疗及药膳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中医药的发展十分重视，并陆续成立了不同层次的中医药类院校，部分学校还开设了《中医食疗学》《中医药膳学》课程。从事中医药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专家学者，也相继出版了食疗、食补、药膳方面的著作。如叶橘泉年所著《食物中药与便方》，书中对“药食兼用”的食物与中药做了全面详细的功能介绍并列出适用的食疗配方。叶锦先年著《实用食物疗法》，该书赠至各省、市图书馆，对中医药膳食疗的教学起到最为直接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有关“药食同源”的著作相继问世，如翁维健教授年出版的《食补与食疗》、彭铭泉教授年出版的《中国药膳学》、孟仲法教授年出版的《中国食疗学》，谭兴贵教授、谢梦洲教授主编的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药膳学》，使得“药食同源”理论与药膳学科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
纵观我国药食同源理论的演化史，可发现从食物到药物，再分化出药食两用物品，从汤液醪醴、五谷五菜到药食品种的不断丰富，从本草到食疗本草，从充饥到养生疗疾，人们对“食物-药物一药食同源”的认知过程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丰富、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
近年来随着中医学及食品科学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生活饮食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饮食疗法又有了新的发展，在著作方面出现了许多专业工具书，如食养食疗、保健医疗食品类书籍和辞书等，同时大量科普类书籍也相继问世。中医食疗食补也开始进入到专业研究领域，并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目前，很多中医药院医院合作，开展了食疗的临床工作，研制特医食品。医院设立食疗营养科或食疗门诊，且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研发的药食同源保健食品也被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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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纯淼，中药学博士，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博士后，副教授，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药食同源健康分会秘书长，黑龙江省食品科学技术协会理事会员，世界中医药学会中药保健品专业委员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