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去那个医院 http://www.csjkc.com/m/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一个特别而另类的官方节日，叫作“世界厕所日”。
厕所，似乎从来都是一个难登大雅之堂的存在，一直以来，人们总是想尽办法地避及它，在某些场合，甚至羞于提及，从古至今，一贯如此。
相比厕所的直白，人们往往用其他词汇来替代。
今人惯用“洗手间”来称呼厕所，听起来足够隐晦，而追求风尚的古代人，却将这种隐晦做到了极致，比如春秋时被叫做“溷轩”，两汉时被叫做“井匽”，唐时又称为“更衣”，还有一些诸如“五谷轮回之所”的戏称，无一例外地避“厕”不谈，意图藏起厕所与生俱来的“俗气”。
而最绝的还是大宋一朝，厕所被叫作是“雪隐”，宋代文人士子们给厕所平添了几分诗意，硬生生地将大俗变为了大雅。
不管人类如何避讳，厕所终究是人人都离不开的地方，它解决了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在每个人的人生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据统计，人的一生中，会有超过一年的时间待在厕所里，这个被人们想尽办法隐匿的地方，不可辩驳的和人类生活、人类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回望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当我们翻开最隐晦的篇章，在厕所变迁的另类文明中，亦可窥见一整部个人类发展史。
文明的形成从“挖坑”开始
当我们把目光挪到人类文明的起点，在“衣不蔽体”的远古时代，人类社会彻底脱离了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的兽性之后，开始聚群而居，最原始的人类，也就是我们的先祖该如何“上厕所”呢？
答案不难想见：与动物一样，就地解决。
并且，一群人并不会有集中的地点，长此以往，“厕所”遍地都是，当粪便密布堆积到影响正常生活时，人类就会选择迁徙。
换个地方，继续。
而聪明的先祖，自然不会为了“上厕所”就频繁奔迁，于是，“粪坑”出现了。
挖个土坑，掘地而厕，就解决了人类定居的愿望。
据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厕所”出现在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观其形制，不过是一个在房子外的土坑，但足可表明，在当时，人类已经开始集中“上厕所”。
而“挖坑”，也就成为了先祖迈出厕所文明的第一步。
这种最简单直接的“坑式厕所”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土坑由小变大，而坑变大了就难以落脚，于是人们挖好大坑之后，封其表面，又在其中间凿一漏井，将木板搭上面。
再大的坑总会被填满，满了也不要紧，填埋之后，换个地方挖新坑，在《仪礼》中就有“隶人涅厕”的记载。
为了避免频繁挖坑的麻烦，坑也就越挖越大，越挖越深，与其说是坑更像是一个池子，而“上厕所”也就变得更加危险，若不慎跌入，一身秽臭倒是小事，很可能还有殒命的危险，《左传》中有记载，在公元前年，晋景公姬孺在如厕之时不慎跌陷，不幸丧命。
可见，把坑挖得大又深并非是长久之策，要想真的省心省力，还得另下功夫。
文明的觉醒从“接纳”开始
如果说，厕所文明的起源是“挖坑”，那么厕所文明的觉醒，应该是人们开始接纳自己产生的粪便。
古代农耕社会，畜殖业和农业开始发展，人们意识到“粪便”对于农作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养料，挖坑埋掉实在可惜，不如收集起来。
于是，在春秋时期一种新型的“厕所”产生了，称为“溷轩”（也作“圂”）。
圂，先秦时期是专指圈养猪的场所，到了春秋末，又兼具“厕所”的含义。
顾名思义，即在猪圈里面设立了“厕所”，一般“厕所”在猪圈上方，人的粪便会直接落入猪圈一侧与猪的粪便和食物残渣混在一起，经过发酵，成为“肥料”，墙一侧留有小洞，即“窦洞”，用于清理这些“肥料”。
这种既安全，又环保的“厕所”持续到两汉时极为流行，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绿釉猪圈”可以看到当时“厕所猪圈”的形制。
但这种“厕所”有一弊病，如果不及时清理，人与猪的粪便在各种化学反应下，催生出恶臭及诸多刺激性气味，必然是恶气熏天，让人不敢靠近。
于是，“化粪池”出现了。
猪圈下方再挖一坑，一来可以储存粪便，二来也可防臭。
解决了安全和臭的问题，可要如何让“上厕所”变得更方便快捷一些呢？
文明的进步从“懒惰”开始
都说懒惰是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良药，和猪圈连在一起的厕所往往离起居室庭院，尤其是在有钱人家里，半夜三更为了“上厕所”，还得提着油灯走上几分钟，这显然很不方便。
于是，用来应急的“夜壶”兴起了，魏晋时期被称作“虎子”。
而对于“厕所”，也从“蹲式”变为“坐式”了。
毫不夸张，早在中国魏晋时期，在贵族阶层就已经出现了“抽水马桶”的雏形。
河南永城芒砀山西汉梁孝王王后墓地宫内，曾出土一款石质坐便器，它位于墓室角落，右侧和后背靠墙，便坑为长方形，便坐是由两块石质坐垫组成，分别立在便坑两侧。在便坐对应的下方，是两个鞋型的脚踏。坐便器同时还设有背靠和扶手结构，实用的同时还完美体现出舒适度。
而坐便器的背部，还连有蓄水池和水管，虽不知其具体的冲水过程，但古代人民这种超前的“创新意识”，却着实让现代人吃惊。
而风流潇洒的魏晋人，为了将“上厕所”变成一种享受，在“厕所”上下的功夫远不止此，在《世说新语》中记录了一个叫石崇的富人，其如厕的过程堪称浮夸：
石崇以奢系于物，厕上常有十余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厕者，皆易新衣而出。
十多个婢女伺候他“上厕所”，厕所内还有香薰，结束之后要换一身衣服才算完。
《晋书·王敦传》也记载了一则故事，王敦出身士族，家境富裕，和襄城公主新婚之夜，在皇家厕所中看见一盘枣，二话不说便塞进嘴里，而后来才得知，这枣是如厕之人塞鼻子防臭所用。
可见，不管是“虎子”或是“坐便器”，抑或是“厕所”里的万千繁华，无一不是将魏晋贵族的风雅情怀提升到新的高度。
文明的发展从“普及”开始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经过数千年的演变，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与创造，“厕所”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样式，到了唐朝，厕所几乎没有更大的变化。
尤其是贵族家庭，所用厕所除了自动化的冲排水系统和科技方面的缺陷，几乎与当时无异。
而对于便捷式的“虎子”，在唐朝则变成了“马子”（此马子非港台电影中的马子），原因是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叫李虎，先主名讳，自然不能出现在厕具上。
而对于“马子”的功能需求也变得更完善，为了装得更多，形制也渐渐由“壶”变“桶”，“马子”长成桶的样子，“马桶”因而诞生。
到了宋代，“马桶”广为流行，《梦粱录》中记述：
杭城户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有马桶。
“马桶”占地小，加了盖也能极好的防臭，更重要的是使用方便，用满倒掉即可，由于其极高的实用性，很快在民间普及。
当然，古代的“马桶”可不能乱倒，可以倒入家里的粪坑中，也可以由专人收集和处理。
因而还诞生了一个职业，唐宋时被称为“倾脚工”，明清时被叫作“粪夫”，他们会游街串巷收集各家各户的粪便，然后运输至农村或“粪厂”进行变卖，这可以说是一个高薪职业，不少人以此为生，甚至靠此工作称为富豪。
在《朝野佥载》有载：会世副其业，家财巨万。
可见，虽然干的是个“臭活”，却依然是个“香饽饽”，宋代人民生活富足，已经将昔日的“污秽之物”变成了一种极为广泛的行业。
除此之外，宋代的公共厕所也堪称豪华。
南宋时，来中国学习的一位日本僧人曾经手绘一幅《五山十刹图》，其中有一幅画得是镇江金山寺东司。
东司，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类似于东厂西厂的权力部门，实则就是指公共厕所。
从图可见，当时的公厕已经相当完备。上方是一排带隔间的大便槽，隔间外设有香炉；右下角为小便槽，旁边有净手用的灰、土、澡豆和水槽等。
东司的中间设有挂手巾等物的“净竿”，下有烘干手巾的烤炉，左侧有烧汤水的火头寮。不仅解决了人们方便时衣物、饰品的放置问题，还能够提供衣物烘烤服务，并在冬天时为厕所供暖，其周全程度，让人吃惊。
到了明清时期，公共厕所开始收费了。
据《燕京杂记》记载，当时“北京的公共厕所，入厕者必须交钱”，“入者必酬一钱”，交钱才能入内，并可拿到两片手纸。
同时，“马桶”也逐渐成为了私人如厕的首选，尤其是皇宫贵族，对“坐便式马桶”甚是钟爱，清代皇帝、后妃们使用的便器叫做“官房”，用法十分讲究，分为长方形和椭圆形两种形式，用木、锡或瓷制成。
木质的官房为长方形，外边安有木框，框上开有椭圆形口，周围再衬上软垫，口上有盖，便盆像抽屉一样可以抽拉。木质便盆一般都装有锡质内里，防止渗漏，在盆底还会铺一层干松香木细末，用以保持芳香。
除了没有冲排水系统，这种“宫房”与当今马桶的差别并不大。
当然，不管是“马桶”还是“宫房”，也仅仅是贵族家庭或城镇居民所用，而古代农民的家用“厕所”，还大都保持着“猪厕合一”的原始做法，甚至还保留着“粪坑”的原始方法，往往用茅草屋遮蔽，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茅厕”。
到了近现代，城市给排水系统逐渐完善，城镇家庭的“厕所”有了新的样式，但都大体保留了古代“蹲式”和“坐式”，具有更多功能的“马桶”得到普及，因为给排水系统的完善，厕所也几乎没有了异味。如厕的舒适程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这一独特的文明也随之发展到巅峰。
而对于农村，由于整个社会环保意识的普遍提高，在九十世纪末，“化粪池”和“沼气利用”得到了广泛应用，尽管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还依旧保留着原始的厕所样式，但也不会像早年间那样粪味弥漫了。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人们想尽办法让“上厕所”变成一件雅事，努力让“如厕”变成一种享受，从“挖坑填埋”到大肆贩卖，从避讳不及到慷慨接纳，不管是俗，或是雅，茅厕也好，雪隐也罢，厕所对于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它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创造中，逐步演变成如今的样子。
而厕所的发展进程，何尝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尺度。
